这个春天，虽有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但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一直捷报频传，各地“摘帽县”“出列村”名单越来越长。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志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如何不让一户贫困户因疫返贫，如何让已脱贫人口拥抱“稳稳的幸福”，如何做到贫困帽摘了，劲却不松下来？各地第一书记和驻村扶贫干部们以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书写“摘帽不摘帮扶”的“时代答卷”。

近日，本报记者分别与河北省张常丰村、山西省花子村、福建省石山村三位驻村第一书记连线，记录下他们在脱贫后时代的奋斗表情，希冀对读者有所启发。

今天，让我们走进山西省兴县花子村第一书记李亚军，听听她的帮扶策略。

李亚军（左三）帮助农户收辣椒

“摘帽不摘帮扶，好比扶上马必须送一程，但不能指望永远有人扶你骑马。摘帽后帮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内生动力的生长，促进扶贫产业真正可持续发展。”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康宁镇花子村第一书记李亚军告诉记者。

花子村耕地4000多亩，人口1600多人，坡耕地退耕还林后，人均耕地不足两分。2017年以前，村内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在家的200多人大多为老弱病残。上级资助修建的扶贫蔬菜大棚几近荒芜，少量的种些玉米，村集体没有任何收入。

经过驻村工作队的努力，2016年兴建的光伏发电基地并网运营，目前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同时，村两委领办合作社，全体村民入股，发展大棚种植和樱桃、葡萄等林果种植。2017年底，花子村终于摘了贫困帽。2019年，村人均收入1.2万元，村集体收入在60万元以上。

李亚军告诉记者，村里种了樱桃3000株、葡萄3.5万株，玉露香梨3160株，长势良好，今年即可挂果。据测算：等这批果树进入盛产期，年产值可达300万元以上，可帮助村民人均年增收3000元以上。但是，种植产业周期长，大棚又主要依靠财政资助，保姆式、输血式的扶贫模式如何持续？

对此，李亚军表示，摘帽后要想防止新返贫、新致贫，驻村工作队就必须让现有种植产业摆脱依赖，让村干部挑起产业运营、管理的担子。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村党支部确定了今后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保证已运营的项目，不再花国家一分钱，所有开支都要通过劳动赚回来。新上的项目、投入的资金也要赚回来。”

今年春天，已种植的梨树、樱桃树急需剪枝，但因疫情影响技术人员无法到村，村支书在驻村工作队帮助下，及时请来技术员。复工复产节骨眼上，村支书主动找上李亚军一起赶到忻州辣椒种植园区，谈好订单种植、种苗供应等事项，准备新上辣椒种植项目。“村干部的主观能动性被激发出来了。”李亚军说，前两年，驻村工作队就明确，产业由村两委领办，工作队只做指导，项目运营、销路洽谈等工作全部交给村干部，“现在他们做得挺好。”

收益分配上，该完善的完善，该调整的调整。村集体账上每年有60万元收入，分配公开透明，所有开支向村民公示，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是用于村内小型公益事业，如改善人居环境时的务工开支。二是用于设置公益岗位，为深度贫困户安排公益岗位，优先保障未脱贫户、存在返贫风险户、存在致贫风险户。三是用于奖励补助，设立卫生评比、文明生活评比、讲脱贫故事评比等。

如何让“国家给村里的钱”产生最大扶贫效益，花子村的做法是规范乡村治理运行程序，目前的党员议事、村民代表决议体制就很好，加上乡镇党委指导监督村级事务运行程序，乡镇政府把好财务管理关，完全可以避免国家资产流失。目前，花子村光伏基地总投资360万元，其中180万元由财政补贴、180万元为贷款，大棚种植基地产业总投入132万元，都较好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让产业对接大市场、实现市场化，脱贫才有长久的保障。李亚军说，市场化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人才，培养经营人才任重道远，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我们现在探索的是结合当前村干部职业化进程，把产业效益纳入村干部考核，督促村干部自觉寻找出路，自主实现扶贫产业效益最大化，防止我们走了以后出现项目没人管的情形。”

据介绍，从本年度开始，该村对大棚种植基地实行划片管理，指定村支部委员各负责一片。通过划定片区最低收益，达标给予奖励，不达标的扣取工资等激励措施，让全体党员干部意识到，“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