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首府

红色兴县印象记

文/牛寨中 图/牛亚平

（二）阳光总在风雨后

兴县历来民风淳朴，人安于业，勤劳俭朴，但人多劳苦，生活贫困。清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这样评述：“兴县民人朴直而勤俭，闭户自守，农夫力穑，崇岭峻坂，无不耕植，工无奇技”。就是说兴县农民勤劳俭朴，擅长在山梁薄地上作务庄户，而不善于外出做生意，加之地方偏僻，不通舟楫和车辆，没有出现过拥有大量钱财的商人，多为贫苦之民。贫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要的一条就是残酷的封建剥削、高额地租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

《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卷》也记载：清朝末年兴县有七万两千多口人，耕种土地86.9710万亩，其中水地5.8万亩，坪地7.748万亩，山梁薄地73.085万亩，碱地3200亩。但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当时，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八九，人口占百分之十以上的地主、富农和一部分工商业主，却占有全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他们利用高额地租残酷地压榨和剥削劳动人民。当时的剥削方式有这样几种：一是粮食地租，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定期交纳一定数量的租子；二是货币地租，农民将收获的粮食变卖成货币交纳地主；三是额外地租，如租地虚报地亩，借粮大斗进小斗出；四是高利贷，高利贷是封建社会地主剥削农民的一种主要形式。有些穷人遇到天灾人祸，就得借贷，借贷利率通常为月息三分，高的一毛至三毛钱。借粮利率一般是“冬三夏五”，就是春季借一斗，秋天还一斗八升。利息的计算大多是复利，如果到期还不清，就得利上加利。“八斗九年三十石”，这种“驴打滚”的利息，不知多少穷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卖儿卖女。更有甚者，清廷腐败官吏还要对农民进行盘剥。宣统二年，兴县有812个村遭受旱灾，知县详请办理赈灾抚恤，奉令发银9500两，并经太原府详请由临县拨谷米3000石，以资赈济,但因官吏腐败，层层贪污克扣，灾民所得甚少。

当然，也有不少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好官。比如金应杰，他于康熙三十一年任兴县知县，到任时正赶上全县连年大旱，青黄不接，饿殍遍野。金爷体恤民情，上报请求减免田赋丁徭，但还没等到山西巡抚批复，为救民于水火，就擅自减免丁粮。他这样做却触犯了大清刑律，康熙帝钦命斩首。他行刑的那年冬月，将自已多年积蓄的白银一千余两，都捐献出来，代替百姓缴纳丁粮。寒冬的天空，愁云惨淡，县城十字街嵋山书院门口人山人海，聚集在开赴法场的囚车旁，攀辕遮道。当山西巡抚署衙的按察司使，用那把寒气闪闪的钢刀斩下金应杰那颗圣洁的头颅时，老百姓痛哭流涕，悲痛欲绝。是日夜，一觉醒来，好大一场雪，漫山遍野地皆白。此乃还汝圣洁漫天雪。金爷死后，县民深为其德所感，在行刑处立一石碑，上刻“泰山石敢当”，并在城隍庙内设其灵位，春秋祭祀。人民世代不忘其恩，至今仍流传着“金爷一担担”的故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运动爆发，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全国人民渴望扫除一切积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但是，阎锡山窃取山西省督军兼省长的军政大权后，为了扩张军备，横征暴敛，巧立名目，额外差徭杂支，“派无定时，额无常法”。笔者曾于史料中查阅到，1917年全县征收契税2490元，印花税439元，烟酒牌照税116元，煤税280元，烟酒公卖税459元。还有各种捐款，如戏捐、铺捐、烟捐、布捐、赶集的脚夫捐、生息捐等12项共7850元。1918年，又在原有税捐项目上，另加收了十几种皮毛捐、岸口捐、速警罚款等项税赋。如牲畜税，凡是买卖牛、驴、骡、猪、羊的牲畜，都要征收成交额百分之五的交易税，如遇骡马大会，还要征收助会税；如婚姻税，规定每对夫妇结婚，各领一套婚书，交纳二块四毛钱贺喜税，婚书上还要贴印花税。此外，还有什么杀猪宰羊的割头税、作坊税、蒸酒税、唱戏税、果木税等等，就连皮毛猪羊小肠都要交纳百分之五到十的税率，税率总额比1915年增加一倍多。1918年又开征厘卡抽收通过税7000元，1919年再次加收地丁附加款，共14000元。此外，实物征收摊派更是不计其数，诸如粮食、草料、猪羊、鸡鸭、被褥，无所不有。

1925年初春，阎锡山有4个旅辖10个团的兵力，想扩充为4个师10个旅，但军费从哪里来呢？他的幕僚省公署秘书长贾景德、财政厅长杨兆泰、山西银行总经理徐一清，共同想出了一个征收“房屋间架税”的办法，就是将老百姓的房产按照占地面积、修筑年代以及房屋质量，作为评判对象所征收的一种赋税，税率按9%计算，限定三个月完成。阎锡山明令全省执行，并对各县知事严格奖惩，规定如期完成者提拔，办理不善者撤职。兴县知事为升官发财，就不顾一切强制执行，在黑峪口、巡检司、康宁、罗峪口、界河口等地增加了税卡。此令一出，群情激愤，在太原读书的青年学生在文瀛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房税运动。5月16日，学生联合会推举23名学生代表，到督军府求见阎锡山，言明“山西连年大旱，民间疾苦，再纳此税，人民无力负担，恳请收回命令”。阎锡山则声称：“练兵防御，非人民出钱，别无良法。”学生们请求未果，18日，省城数千名学生又一次集会，前往督军府请愿，学生代表跪地恳求，阎锡山仍不答复。聚守在大门外的学生迟迟不见动静，要强行冲进督军府，和卫兵发生激烈冲突，并将大门上颂扬阎锡山“同武上将军”匾额捣毁。阎闻讯，终于屈服，当众写下手谕，将房产税取消。阎锡山虽收回成命，学生们仍未收场，又去了提出征收房税的贾景德、杨兆泰、徐一清三个人的官邸，砸了他们的住宅，史称“打房税”。 这次“打房税”活动，时间短，规模大，却像一颗哑炮上的导火索，随时会发生燃爆之险，为唤醒国民革命意识开启了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

（三）夜半又闻读书声

1911年，乾坤逆转，又一次改朝换代。

民国元年7月，兴县县衙改为公署，知县称知事，教育科长称视学员。五年，石荣暲来兴任知事。这是全县教育改观之时，“梦回闻汝读书声，如听箫韶奏九成”又一次显现于乡野。

石荣暲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原名修忠，字荩年，号靖弇，湖北省阳新县白沙镇白沙铺村石清人。1908年，他从山西法政学堂毕业，出任山西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后任山西中路代理观察使等职。1911年冬，太原军政府利用《并州官报》设备创办《并州日报》，他出任经理。1916年他调任兴县知事后，针对山区特点，尽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倡导创办民众教育馆和平民夜校，严禁鸦片、赌博、早婚、巫觋、淫戏，藉以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改善社会风气。由于成绩卓著，曾获模范县知事称号。后因触犯军阀豪强利益，被人开遣，从此离开山西，进入北平交通部，谋取了一份修志编史的闲职。

石荣暲到兴不久，即对全县国民教育作了详细调查，发现清廷颁布新学令十余年来，“兴县仅有高小二校及一支校，每校不过一班，每班仅十余人。溯厥原因，一由招生困难，一由师资缺乏，一由经费不敷”。他在所撰《合河政纪》中振臂疾呼：“人民若无知识，不但不能生存于世界，即在草野乡闾亦必受人欺侮。此教育为吾人民所应有也。兴县僻处山隅，村庄零落，识字人民不过百分之三。”民愚而执，则理难骤谕，士气颓废，无温文之习，无兴让之礼。不少村庄没有识字的，逢年过节写一副对联得跑几里路请人代写，有些穷人家干脆在红纸上托个“碗瓜瓜”，更有甚或，一些富人利用穷人不识字的弱点，在借贷契约上将一分的利息改为分半，石荣暲曾在民庭时就断过此类案件。对此，这位开明的知事阅旧志，考史乘，回溯合河仕宦，发现兴县史上人文气息颇为浓厚，如“金刘昂遂登进士，刘海举状元大魁天下焉”；明尹同皋，十八岁举于乡，癸丑年登进士，开启一邑百年不破之才，又有郭四维、孙奕焕诸学子荣登金榜；清仕宦奕世，人才辈出，蜚声于康雍乾年间的三朝元老“一门三进士”的直臣孙嘉淦；著述宏富，彪炳一时的江南河道总督、“七子五登科”的康基田；近至蔡家崖牛氏教养传习的“五美堂”，至今犹多乐道。他“访之父老，多以从前私塾林立，人争求学，深山半夜到处书声朗朗。以今视昔，不逮远矣”。

此言不差。兴县的学校教育最早始于元代忽必烈至元年间，当时不叫学校，因校设于孔庙而称之为庙学或学宫，学宫设有教官，称为教谕，教导主任称训导，享受朝廷奉禄。在校学生称之为庠生，额内者称廪膳生员，享受廪米，额外者称增广生员，不能享受廪米。廪米就是现在的助学金。庙学一直延续到清道光初年，县内才建起一座嵋山书院。这便是兴县学校来历。乾隆时期，兴县私塾遍布甚广，且声名远播。其形式有三种：一是三五户小康之家合聘先生，费用按学童均摊，乡村多属此类；二是大户人家单独请师教其子女，称为家塾；三是个别声望较高、家境宽裕的秀才不愿外出教书，而在自家开设学堂，收取学费，召集附近学童受教。私塾学生年龄小的5、6岁，大者20几岁；人数少则3、5人，多则20余人。当时，除县城外，较大的村镇均有私塾。城内有个叫康忱的进士，是康基田堂伯父，曾在雍正年间做过湖北省黄州、武昌知府，后休致返里，日读家塾，教诲子侄，终日威坐一室，康基田兄弟执经请业，未见有惰容。康家先后中进士、举人32名，居一邑之首，后人冠以“簪缨奕世”。湖北公安县知县孙鸿淦，弃官归里后，设家塾教诸子侄，后辈成均入仕。其时，康、孙两大族家塾声誉极高，二人曾多次受邀到灵石、介休等地讲学，三晋诸多学子皆慕名而来。据介休县发掘的一通碑刻记载：介休义棠镇师屯北村的茹纶常，亦曾来兴求学。孙嘉淦返里时，曾在私塾里看见过茹的诗文，认为此子“决其必贵，深相器重”。此话一出，不胫而走。孙嘉淦的外甥白瀛，时任巡台(湾)御史兼提督学政(后为刑部左侍郎)，正为待字之女求婚，相中茹纶常，将女许配于茹。茹家从此如日中天，子孙皆入仕途，功成名显。孙嘉淦世孙孙豹章，颇具才学，一生不仕，其妻康蕙兰系清代名臣康基田之三女，蕙质兰心，善诗能画，是三晋颇有才气的诗人，其《留梦阁诗抄》入志行世。夫妇于乡里重师尊儒，设塾育人，并于清道光三年，和曾任安徽、广东、广西、湖南四省巡抚的堂妹夫康绍镛合捐银五千两，在城内十字街西（今兴县中学院内）建起邑内第一座书院――嵋山书院，光绪二十七年，按清廷令将书院改嵋山小学堂，为兴县培养人才发挥了较大作用。

通过调查，石荣暲发现兴县教育 “以今视昔”，大不如前，便“亟亟以学务为要”，力挽颓废之势，多方筹谋，力倡兴学育人。一曰兴建劝学所。前知事李世佑曾于民国二年筹设劝学所，由视学兼任所长。民国六年一月，石荣暲另选派劝学员二人住所专任，七年一月，另委所长，各专责成，暑假时，附设县署内的劝学所迁于文庙东，完全独立。八年二月，石知事与乡绅会商新建劝学所，并呈奉教育厅、冀宁道获准，鸠工庀材，派员监修，以囚犯出力，利用旧署砖木建筑，至九年竣工使用；二曰组建学务委员会，指导监督各区教学与祭祀。民国六年三月，全县划分为五个区，每区选定学务主任委员一人；三曰特设教育图书馆，民国六年四月成立之初，附设城内高等小学（原嵋山小学堂），后在劝学所之东新建图书馆，委任孙兆琮为馆长，定期从省城各书局采购图书及教学用品销售，以期便利，因经营极力，销路颇畅，陕西沿河各校纷纷来此购书。图书馆还开设藏书楼、阅览室，既可使图书妥为保存，又可供公众阅览。馆内搜集本县名人如孙嘉淦、康忱、康基田等著作率多，如今多以遗失；四曰造就师资。时本县学生毕业于优级师范者仅崔维骃一人，中学毕业者亦属难能可贵，高等小学毕业即充任国民教员亦已用之无遗。要使学校扩充，实以师资为首务。县署于七年六月检定教员一次，呈请省教育厅委任省视学薛钟嶽为检定小学教员委员，石荣暲为监视员，尔后照章考试，录取后发给许可证书，确定教师资格。全县有孙梦棣（孙良臣）、贾克明等16人获教员许可证，温其铭等3人获代用教员许可证，还有14人获科目证明书。八年三月筹设师范讲习所，呈请省长委任刘晋陛为主任教员，高绣亭为助教，附设于旧县署内，规定六个月毕业，共招录40名生员，讲习所以旧学加以新知，而后教授管理诸法。这些人结业后大多分配为教员。五、曰改良私塾。全县至民国三年二月，共有城内、东郭、西郭、魏家滩、碧村、康宁、罗峪口、寨上、冯家沟国民学校9所，为数甚少，民国五年进行私塾改良，以旧形式而用新教法，学校扩大到30余所，并新建女子国民学校，当年五月全县奉令施行义务教育。七年二月至八年四月，全县新建、改建国民学校46所，另有民国元年八月至三年二月所建9所学校，国民小学达到55所，教师68人，学生1311名。嵋山小学堂改建的第一高等小学、北坡第二高等小学亦经整顿，扩充班次，均有蒸蒸日上之势，“一高”有教员6人，学生三班共112人，“二高”有教员7人，学生三班共124人。七、八两年，两校毕业学生三个班，劝令升学者有51人。留省学生，民国五年前全县寥寥无几，八年经劝导保送，已达30余人。县署规定津贴方法，凡期考在六十五分以上者，男学生年给银十四两，女学生年给津贴银二十五两，并委任孙兆瓚为留省学生稽查员，每学期报告县署一次，以成绩优劣定津贴之予夺，莘莘学子，努力上进。其中有山西大学法科白日增、崔嗣骃、郭献岚、牛荫墀分别为留日、法预备学生；康联珠、任光春7人考入山西第一师范学校；李景莲、孙念斌8人分别考入山西商业专门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和工业学校；郭慎修、郭连城10人考入太原阳兴中学；韩茂才、温宪曾3人考入山西医学传习所；并首次有刘亚雄、白玉瑛两位女子考入太原女子学校，打破了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规陋习。

民国七年二月，县署保送教员刘鑑赴省见习童子军，期满回县，首先在北坡“二高”组织童子军三队，更番练习；“一高”则聘请驻县军官教授兵式体操，童子军精神焕发，形式整齐，为人称道。同时，在城内4处国民学校附设平民学校，即以教员担任讲授，以省长颁布的“人民须知”和珠算、记账、写信、礼节定为必要课程，迫令文盲青壮年入学，每夜上课两小时，以三个月毕业。随后，平民社会教育推及乡闾，收效甚佳。从此，全县国民教育略有端倪。

牛寨中，山西兴县罗峪口镇韩家吉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从事新闻记者二十余年，以写新闻"上大报，上头版，上头条"闻名吕梁。2002年后开始管旧"文″，研究乡邦文献，于尘封的历史中拂尘现玉，先后在国家和省级出版社出版《历史纪事》《各领风骚》《刘少白传》《禹后治河又一人康基田》《山西清代第一名臣孙嘉淦》《孙嘉淦传》等著作多部，潜心十年时间，编撰出版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兴县卷》，续卷亦即将付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