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首府

红色兴县印象记

文/牛寨中 图/牛亚平

（ 十）特殊形式的“牺盟会”

红军东征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树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唤起了山西人民的普遍觉醒，迫使山西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开始向抗日方面转变。山西“牺盟会”的诞生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他的全称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于1936年9月18日。阎锡山任牺盟会会长，常委有薄一波、雷任民、牛荫冠等7人。阎锡山为什么会同意与共产共同成立牺盟会？这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集结30万重兵进犯山西，把夺取山西作为华北战场的第一战略目标，山西形势急剧恶化。蒋介石也于上年派十万中央军进入山西，名为消灭红军，实质上是盯着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他看来，自己的对手有三个：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

阎锡山与蒋介石，是中央专制与地方割据的关系，实行专制独裁的蒋介石，对各地方势力抱定“必剪除而后快”，稍有机会便下手，绝不客气。阎锡山这些年拥蒋反蒋搞过几次，对蒋始终提防，丝毫不敢大意；阎锡山与共产党，是主义之争，形同水火，本无任何调和的余地。但此时的时局，如果一味反共，也并非上策。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把蒋介石的势力引进自己的地盘，等于引狼入室；阎锡山与日本人，是互相利用的关系。阎锡山与蒋介石互斗时，曾几次与日本人勾搭，想借此与蒋抗衡。蒋冯阎大战失利后，就是日本人用飞机将阎锡山从避难的大连送回太原。但阎锡山很清楚，日本人对自己只是暂时利用，最终还是要翻脸，而且下手比老蒋还狠。老蒋只要他的地盘，而日本人则可能要他的命。东北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明证。如今日本人已逼到家门口，除了抵抗别无选择。而要对付日本人，仅凭自己的实力是不够的。老蒋这几年搞“攘外必先安内”，一心剿共，国土步步沦陷，国人上下愤慨，这老蒋如何靠得住。若说抗日，倒是共产党最坚决。

盘算来盘算去，阎锡山终于想明白，要避免被日本人吃掉，只有停止反共、并进而与共产党合作。阎锡山清楚，与共产党合作是权宜之计，但为了生存，这是唯一出路。一贯善于识别政治风向和适应政治气候的阎锡山，终于从权衡利害的圈子中走出来，由“降日”变成“抗日”，由“反共”变为“联共”，由“迎蒋”变为“拒蒋”，提出了“守土抗战”的方针，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新政策。这就产生了特殊形式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 “牺盟会”创建后，立即着手组建新军，取名“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当时，阎锡山的旧军在日寇进攻面前一触即溃，他对旧军已完全失去信心，所以对新军积极支持。山西新军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到一九三九年底，发展到五十个团，主力部队约七万余人。如牺盟会还利用阎锡山担任会长这一官办团体的合法身份，举办了特殊的女兵训练班，其中最为注目的是刘少白长女刘亚雄担任指导员的第11连女兵连。女兵连报到那几天，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大门口，经常成为市民驻足观望的景点，只见三五成群的女青年，有的穿旗袍提皮箱，有的穿花袄夹包袱，有的则布衣素装，清脆的各地方言，嘁喳成一片。在亚雄的带领下，没有几天，她们就变成一支清一色灰布军装、剪着短发、打着绑腿的军队，领口上镶着“军”、“政”二字的珐琅底铜质领章闪闪发光。这些武装虽然不叫八路军，但它却是共产党、八路军一手创建，党的组织和红军干部以公开身份领导的抗日军队，形成了山西主要的抗战力量。这是“牺盟会”的一大功绩，第二大功绩是通过“牺盟会”掌握了抗日民主政权。山西全省有7个专员公署，105个县，到1938年夏，有4个专署的专员、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一大批专署、县政府的政权，成为组织领导抗日游击战争的权力机关，成为开创、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依托。赫然醒目的两大功绩，引起了阎锡山的嫉妒与恐慌，导致了后来发生的“晋西事变”。

兴县牺盟分会的产生是从1937年5月开始的。当时，阎锡山从山西新军训练班抽调180名牺盟特派员，到全省各县开展工作，山西牺盟会大同中心区特派员余丕铎来兴县后，在城内第一高小落脚，通过“一高”教师刘献珺，吸收进步青年史立言、刘秉正、王陶明等人参加牺盟会。7月下旬，“牺盟会”总会又从太原特派米建书也来兴县，共同发展会员，组成牺盟会兴县分会，很快掀起了兴县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据米建书女儿米瑞蓉回忆：兴县分会成立时，没有经费，连刻公章的钱都拿不出来。余丕铎找她父亲商量，让他想办法解决，她父亲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从北京出来，还带了件学生时穿的绸长袍，挺新的，卖几个银元不成问题，刻印章的钱够了。”就这样牺盟会有了自己的公章。

这年8月初，日军开始轮番轰炸太原，兴县在太原读书的学生王力波、王直、牛联棣、康明玉、张立、裴亚东等30余人，受山西牺盟总会负责人牛荫冠派遣，陆续返乡，协助兴县牺盟会开展抗日战亡运动。这些进步学生回乡后，配合兴县牺盟分会组织城关居民和国民小学师生上街，举行抗日示威游行，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坚决不当亡国奴”等口号，并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

图中第一排张干丞（中）、董一飞（右）

在此期间，山西牺盟会通过上层统战关系，经阎锡山批准，选派大同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张干丞到兴县担任县长，随同来兴工作的还有共产党员高芸生、董一飞，高芸生为县政府秘书，董一飞为县公安局长。兴县形势大变，从此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天下。张干丞刚到任，即以县政府名义作出决定，释放在押的40余名所谓的“政治犯”。这些政治犯都是李凯鹏任县长时，抓捕的社会进步青年、无辜百姓及少数共产党员，接着由政府主持，县牺盟分会和县动委会联合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3期，培养了一批抗日救亡工作骨干，不久又组建县牺盟游击大队。1939年冬晋西事变中，牺盟分会成员分散转入其他抗日军民团体工作。至1940年初，兴县牺盟分会停止活动。

（十一）“战动总会”的发展

1937年9月20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山西“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即“战动总会”，在太原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作为国共合作的抗日组织之一，由共产党、八路军和阎锡山集团及国民党晋、察、绥三省政府、第二战区各军及民间组织组成，标志着一个新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在山西和华北战场上顺利地诞生了。“战动总会”成立后，组织了军政训练班，由续范亭，程子华和南汉寰为主要教官，为主力部队培养军事领导人才，并且在不到半年时间，阎锡山没有给过一枪、一弹、一文钱，完全依靠自已的力量组织了25支游击纵队，共计3万5千人，自卫队6万5千人。军政训练班的开办，吸引了全国更多的热血青年，一时间太原成为各地青年云集之地。这座千年古城，跳动着千万颗年轻的心。

山西“战动总会”成立不久的11月8日，太原即告沦陷。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党中央指示，将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一分为四，分赴晋西北、晋东北、晋西南、晋东南，配合八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一时期因对敌斗争需要，党的组织名称变动十分频繁，中共山西省工委改称中共山西省委，原中共山西工委副书记林枫任书记。1938年5月初，山西省委改称晋西南区党委，林枫仍为区党委书记。在晋西北地区，八路军120师政委关向应受中共北方局委托，派120师民运部长罗贵波与地方干部赵秉彝(马林)组成晋西北工作委员会，11月底，中共晋西北工委在岢岚县改称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原中共太原市委书记赵林任临时省委书记，罗贵波任副书记，刘俊秀、龚逢春分别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1938年1月，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又改为晋西区党委，1940年1月25日，晋西北区党委和晋西南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林枫任书记，赵林任副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张稼夫任宣传部长，龚逢春任武装部长，罗贵波任宣传部长，刘俊秀任民运部长。党委驻地在岚县普明镇以南史家庄。下辖临县、静乐、文交、岢岚、雁北、乡吉6个地委，洪赵、离中两个特委。1942年2月上旬，在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主持下，在娄烦镇召开会议，成立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林枫、甘泗淇、周士第、王震、肖克、赵林、张宗逊、李井泉、陈士渠、彭绍辉、罗贵波等为委员，统一该地区党政军民的领导。1942年8月下旬，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八路军120师政委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不久即为代书记。机关驻地为兴县北坡村。直至1949年8月，晋绥分局转移至临汾不久即撤销，重新成立中共山西省委。

太原沦陷之前，续范亭将军率领“战动总会”相关人员由太原辗转到达晋西北的岢岚县。随即，开始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动总会”组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兴县总动员委员会，就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于1937年11月中旬，在兴县中学礼堂宣告成立。县动委会主任由县长张干丞兼任，副主委员由张效忠担任并主持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经济部、动员分配部、铲除汉奸部和总务处。各区也相应成立了动委会组织，一区动委会主任金昭典，二区动委会主任汪春林，三区为魏国兴。这年8月，山西大学毕业、曾担任山西临时省议会议员、国民政府天津商品检局局长的刘少白，经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在太原加入中国共产党，太原沦陷后也返回兴县，投身抗日运动，并担任了动委会经济部长。

当时在晋西北地区，除八路军、新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各游击支队外，还有阎锡山、傅作义的军队和部分东北军。地方政府有阎锡山的三个专员公署和各县县政府。民众团体有牺盟会、公道团和动委会以及各种群众组织。就整个晋西北地区来说，因为是战地总动委会的动员范围和管辖地区，中共晋西北区党委还处于秘密状态。战地总动委会就利用它的合法身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担负起这个地区组织协调的职责，协调战地各种力量，起到了战时抗日政权的作用。兴县动委会成立后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为陆续到达的八路军一二0师部队，解决过冬的棉衣与给养。县动委会按照“国难当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行合理负担”的原则，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献金活动等集抗日经费。尤其是耐心说服教育县里的士绅富户，动员他们拿出一些财物，支授抗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筹集到700多石粮食和3万多银元，解决了一二0师部队的冬装和粮草。

兴县“动委会”的战地动员是成功的，动员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11月初，兴县农民银行成立；

11月25日，兴县妇女抗日救国筹委会成立，同时，在各区、村建立相应组织。越年3月，召开全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史念则为县妇救会秘书。当时全县会员达1万多人，同年“三八”节，妇救会发起做军鞋运动。1940年春节前妇女拥军优属，共献银元、边币1.77万元，在支援“百团大战中”，全县妇女做军鞋5000多双，军袜、碗套1万多副，并组织2500多人的妇女自卫队，在反“扫荡”斗争中站岗、放哨、查路条，成立妇女代耕队30多个。兴县广大妇女曾在在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深刻印记，如星辰般散射过光辉；

12月上旬，兴县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秘书为史立言。青救会刚成立，就摧毁阎锡山设立的“公道团”，成立了牺盟会和公道团成立的公牺团，牺盟特派员米建书任团长；

12月下旬，牺盟分会在城关举办第一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学员分别为北平、太原等地的流亡学生60余人，训练结束后，他们分别编为6个动员工作团，充实基层，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总之，抗战初期兴县的抗日气氛浓厚，人民抗战情绪高涨，形成了军队在前方杀敌，百姓在后方支援的热烈局面，这与“战动总会”所做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宣传动员工作是分不开的。

牛寨中，山西兴县罗峪口镇韩家吉村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从事新闻记者二十余年，以写新闻"上大报，上头版，上头条"闻名吕梁。2002年后开始管旧"文″，研究乡邦文献，于尘封的历史中拂尘现玉，先后在国家和省级出版社出版《历史纪事》《各领风骚》《刘少白传》《禹后治河又一人康基田》《山西清代第一名臣孙嘉淦》《孙嘉淦传》等著作多部，潜心十年时间，编撰出版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兴县卷》，续卷亦即将付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