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霞?
经历了失恋失业的双重打击,我开始整夜整夜的失眠,夜夜盯着天花板发呆,害怕那无尽的黑暗将自己吞噬淹没,却又无处可逃。日日与我为伍的只有手机和书,大概此时不会抛弃我的只有它们了。手里握着刘同的《你的孤独,虽败犹荣》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捧着手机刷空间、刷微博、逛淘宝却觉得莫名的烦躁。父母远在外地,并不知道我此时如此凄凉,我也不愿意父母为我担心。
在一个阳光甚好的午后,我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去见了本市有名的心理医生,即使我明白这个城市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但是我还是怕自己被拆穿。咨询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抑郁症,一种我一直认为是神经病的病。医生建议我出去旅游,把目前的困境放一放,对于这个结果,我也只能用呵呵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了。
工作两年,每月按时寄钱回家,手头并不宽裕,因此也一直觉得旅游是一件奢侈的事。只是,这一次我决定出去走走,钱没了可以再赚,可是自己神经就完了。
订票,取票,出发。形影不离的只有手机。走进候车厅,随便找了位置坐了下来,有人在发呆,有人在揣摩别人,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在玩手机。出于以上三种状态,或者是太专注,我差点错过了检票的时间。太安静了,排队检票的人没有出现推推搡搡或争先恐后的现象,而是有秩序的轻移脚步,脑袋低垂,用玩手机的方式保持这一安静。我常常想,如果时间倒回到我们的父辈那个时代,他们在候车时会干些什么呢?那时没有手机,当然那时也没有速度惊人的高铁。
?由于迟到,走到座位时已有一个女孩坐定,占了自己靠窗的位置,我只好坐在她的旁边,坐定后又开始玩手机,我并没有和旁边女孩搭讪的冲动。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发现一个月的与世隔绝的生活让我这个教师的嘴巴的说话功能退化,这和手机的出现有没有关系?很难说。
旁边的女孩也在玩手机,不知播的什么视频,吱吱喳喳的,很吵,这种声音有点扰乱我的思绪,使我不能专注地玩自己的。所以我想提醒她声音小点,刚欲开口,她就抬起头来看着我,那种眼神很无辜,好像与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毫无关系似得。我终究没有说话,也戴上耳机听歌,用一种声音抵御另一种声音,倦意也开始袭来,看着座位开始沉沉的睡去,梦中,我看到未婚夫林夕微笑着向我走来,又看到我的学生在我面前活蹦乱跳,两个月来,我第一次感到睡觉是如此美好的事。
突然醒了,手机还播放着郭静的《下一个天亮》,林夕不在面前,我的学生也不在面前,面前只有陌生的面孔,旁边坐的女孩也是陌生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猜出来了吗?”旁边女孩问,我疑惑的抬起头,目光落在她塞在耳朵里的耳机上,喔,原来她并不是问我,而是对着电话里的另一个人。
“你怎么就听不出我的声音呢,我是洁洁,陈洁洁啊”女孩抱怨道。“终于记起来来了,我去武汉办点事,你不是在武汉吗?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我现在在高铁上呢”女孩娓娓道。
“我啊,还是老样子”大概电话那端的人正在询问她的近况。“单身一人,我妈总是说我二十七八岁的人了,也不把自己嫁了,我妈也不知道,这年头嫁人比杀人还难!”女孩笑着说。
是啊,这年头嫁人的确比杀人还难,想想自己的未婚夫,双方父母也见过了,订婚酒席也摆了,就差领结婚证了。现在说分手就分手,连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懒得给自己,而前几天妈妈还打电话问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自己又能怎么办?唉,不想了,想也改变不了事实,既然出来散心,就把这些事放放。
旁边的女孩开始滔滔不绝的讲述自己,说真的,我并不想关注别人的电话,挺没意思的,可是我实在无聊,又加上女孩的声音十分具有穿透力,使我不得不专注的听她讲电话“唉,几年新闻跑下来,就像干了一辈子似得,这大千世界全被你看在眼里,每天没有点抢打烧杀好像都对不住这世界似得”女孩感慨到。
女孩又开始讲一些社会新闻,当然都是些众所周知的新闻,已不能称之为新闻了,无非是某某城市某某学校校车发生事故,某某工厂发现事故,某某明星传出了绯闻。这样的新闻每周甚至每天都会出现,人们都习惯了每天看着它们以不同的形式被淘汰掉,可是女孩讲的津津乐道,仿佛电话那端的人并不知道,讲出来为了满足她的猎奇心理。
大概每个人都会犯职业病,同样作为教师的我也喜欢给林夕给父母讲很多很多关于我的学生的事,林夕也曾抱怨过|“除了学生,你的心里还能装点别的事吗?”虽然他们都是芸芸众生中一个,但是他们每一次的变化每一次的成长都牵动着我的心,我的喜怒哀乐似乎总是和学生和学校息息相关,我觉得我的一生是要为教育事业献身的,而如今,我所钟爱的事业却……又有什么办法呢?
回过神来,似乎觉得女孩的声音没有那么令人烦躁了,倒是让我想要一直听下去。我开始仔细观察身边这个女孩,突然觉得用一个词形容她再合适不过了——瘦削。十分形象,贴着骨头削过一般,她的腿和胳膊基本上看不出有肉的迹象,尤其是那张脸,苍白,纤弱,下颌尖尖,说话间隙的时候,那张嘴就半张着,像是对什么事表示不理解又好像是等待对方的一声抱怨或批评什么的。这样的她,让我想到了一个人,黛玉,掩面咳血的黛玉。她如此之瘦,应该不太健康或者有病。
“后来我就病了,从汶川回来之后就病了”她说道。我为自己的精准判断而得意。?“从汶川回来后,我接到了一个采访任务,一个幸存于大地震却将要被白血病夺去生病的小姑娘,我陪她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我问她最想完成的心愿是什么?她说她想去海边,和父母一起,和好多好朋友一起,是的,她已经没有父母了,也没有朋友了,没有人来看望她,因为他们都在那场大灾难里丧生了,她躺在一堆白色的床单里,那样瘦小,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但是我不能带她去看海,因为离开呼吸机她就会死去。”
我抬起头看到旁边的女孩早已泪流满面,此时我竟然产生了抱抱她的冲动。可是,我没有。她接着说:“白血病女孩去世后,我自己也病了,整夜整夜的失眠,焦虑,头痛,绝望,我不想继续活下去了,我以为我不再害怕听到死亡的讯息,因为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去,灾难,意外事件,但是这场大灾难和白血病女孩的离开让我感到绝望,当医生用白布将她裹起来放到一副移动担架上,她轻的像片叶子,那一刻,我觉得死去的人正是自己……”
女孩又开始讲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我的思绪又在游荡。两个月前,我带的班级有一对情侣跳楼自杀,而他们跳楼的当天在我的办公室接受过思想教育。当时我作为班主任一直守在事发现场,两具年轻的尸体就那样直挺挺的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脑袋下的血渍早已风干像两朵盛开的罂粟花,女孩的嘴脸似乎还有一抹笑意,像是满足又像是嘲讽。我想过去抱抱他们,可是,我不敢。我甚至希望躺在那里的是我,可惜,不是。事后必然要追究责任,责任最大的莫过于我了,因为他们死前曾在我的办公室接受过思想教育,虽然我的同事可以证明我什么也没有说,虽然他们的遗书中写了很多感谢我的话,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这个既定的事实,我是杀人凶手,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我手里丧失。我百口莫辩也没有打算辩驳,出了这样的事,我愿意负责,拿命负责我也愿意。可是没人要我的命,为了给社会给家长一个交代,我被学校开除了,那天,我抱着箱子从那所著名的高中走出来,泪水无声的淌了下来,阳光很好,可是我却看到无尽的黑暗,并不仅仅是为了工作,是为了那两个生命,是为了我热爱的教育事业,是我视之如命的学生,只是,这一切,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身边女孩的声音又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你听过神经官能症吗?那是一种叫人绝望的病,它不会摧残你的肉体,却会一点一点的啃噬你的精神,让你对这个世界感到绝望……”
此时,我想抱抱这个女孩的冲动更为强烈,我多么希望电话那头的人可以给她点安慰,让她不要绝望。就像在抑郁症中挣扎的我多希望有一个人抱抱我,让我感到一点温度和柔软。
过了一会儿,她坐直了身体,好像想起了什么似得,“嗨,我到了,我到武汉了!”她兴奋的对电话那边的人说道。她站起身来边收拾边说话“你要请我吃武汉的特色喔,还要带我去看樱花,我们一定要不醉不归……”就在她往出走经过我身边的那一瞬间,我突然看见那副耳机,那副挂在她脸颊两侧的耳机,它像一根茫然不知所措却不停的在寻找攀登的藤蔓一样悬挂着——并没有与手机连接。
我深吸一口气,微笑着送她离开。此时,我多希望有那么个人,在武汉,在她抵达的这个城市。而我,迎接我的又会是什么呢?
?后记:
以悲悯的情怀开场,以迷茫的心态结束。望自己珍重。 (作者系兴县瓦塘镇中心校教师;本文2015年于忻州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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