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 康彦红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必将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构建文化自信，应以红色文化为底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码红色基因、营造红色氛围、利用红色资源，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文化自信，增进政治认同，助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时值全国上下开展党史学习，作为党史宣讲者、红色文化的直接传播者，深入研究晋绥历史，传承并弘扬晋绥的红色文化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使命担当。晋绥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共产党吸收并运用这种精髓，把中国人民从苦难的深渊中拉了出来，她必将在新时代的感召下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动力和丰富的灿烂文明。

一、晋绥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

晋绥边区是我党创建的较早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由晋西北、晋西南和大青山三个地区组成，包括山西同蒲铁路以西和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北起大青山，直至百灵庙、武川、陶林，和茫茫的蒙古草原接壤；南括巍峨挺拔的吕梁山脉，延伸到晋南平原，和晋冀鲁豫边区相呼应；东至同蒲铁路沿线，和晋察冀边区相毗邻；西濒黄河，和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南北纵长2000华里，东西横广500里，面积20万平方公里，人口600万之众，先后共辖75县（旗)、市。在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和前卫，也是华北、华东、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与党中央联系的交通要道；在解放战争时期，它又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大后方！

在这个地区，我党的组织和革命斗争具有较长的历史，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运城、临汾、孝义、汾阳、离石、兴县、广灵、太原、归绥等地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直至武装斗争，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扩大了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八路军奉命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太原失守前后，一二0师、一一五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相继进入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和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在完成战略展开的同时，努力开辟根据地，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通过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的大力协助，很快在晋西北、晋西南和绥远的大青山地区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为建立晋绥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创建和发展晋绥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我党也形成了鲜明的晋绥红色文化，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晋绥红色革命文化为核心，凝聚了一代代革命先辈的思想结晶，也是晋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者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晋绥红色革命文化首先是物质的文化，多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主要包括革命遗址、文物、博物馆、烈士陵园、实物等物质文化资源；其次是制度文化，包括党在晋绥各个历史时期创建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条例、法规等；最后是精神文化，主要指革命精神、革命传统及其行为价值理念。

晋绥红色革命文化是我们党领导的晋绥军民在中国革命的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凝聚而成，晋绥边区幅员辽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逐步延伸为一种社会主义先进的科学文化、鲜明的政治文化。

不同时期的晋绥红色文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她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集团在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艰辛历程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代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俯首为民的历史担当和历史情怀。因而，晋绥红色文化又是一种崇高的信念文化、不屈的战斗文化。

晋绥红色革命文化记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近代中国，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饱受磨难。为拯救国家和人民，无数晋绥儿女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斗争，并为之流血牺牲，最终创建了20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四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晋绥边区革命根据地。晋绥根据地军民在12年的烽火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瑰丽文明的革命文化，在国家危难之际，晋绥儿女发展与弘扬这种文化，勇敢地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国人民的平等自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付出了重大牺牲。

二、晋绥红色文化的血脉传承

“吕梁苍苍，汾水洋洋，先烈伟绩，山高水长”。历经70余年的风雨沧桑，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纪念碑上的这几个大字依然苍劲有力，俯视后人。苍茫绵延的吕梁山以亘古不变的姿态守护在黄河东岸。吕梁儿女正以高速发展的步伐，和磅礴奋进的姿态书写新时代的吕梁英雄传。“昔日吕梁英雄传，今日英雄转吕梁”这句口号，也一度成为吕梁打造“山河多娇 英雄吕梁”旅游品牌的宣传语而响彻三晋大地。在多元的社会体系中，让晋绥红色革命文化跨越时空血脉传承，在全省转型发展蹚新路开新局的历史背景下，再次发挥出磅礴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发展动力，是每一个从事文化宣传的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因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多角度、视界的思考，有着不同的价值尺度和意义，而使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主流价值产生不同的认知和情感。

晋绥红色革命文化的血脉传承如何跨越时空？历史总在现在与过去之间进行着对话交流，昨日辉煌铺就今日发展，我们安享和平的同时不能忘记80多年前，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凝聚成的吕梁精神。记住过去，是为了开创未来。

1、“活化”晋绥红色文化中的物质文化资源，点亮信仰之灯。

吕梁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带，是当年保卫延安的前哨阵地，支援保卫党中央的后方基地，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发挥教育基地作用。“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焰的传递”。在11年的晋绥历史中，那些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英雄人物，如李林、蒋三、贺昌、张叔平、高君宇、刘胡兰、顾永田、高永祥、彭德大........那些气势恢宏、彪炳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米峪镇战斗、雁门关战斗、午城井沟战斗、二十里铺战斗、田家会战斗、甄家庄战斗、汾阳67殉难烈士地.......具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能够对人思想和灵魂进行多方位的熏陶。要充分的利用好吕梁境内的3处国家级、11处省级、24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领导干部、青少年团体参观红色实物展，走进博物馆、纪念馆、革命遗址、纪念地、烈士陵园等，增强对干部的党性锤炼和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不同体制背景、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年龄层次的党员、群众提供更加普惠、更加优质、更加走心的党性教育产品；加大对人民群众的四史普及，充分发挥红色教育基地的职能作用，努力让晋绥红色资源贴近时代脉搏、贴合群众所需，把晋绥的红色故事讲得生动、讲出美感，来增强民众对晋绥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从而自觉置身其中去体会和汲取红色历史中的精神滋养。

举办各类主题展。围绕建军、国庆、抗战纪念日、各位晋绥英雄人物的纪念日，举办各类档案展、雕塑群、主题展、瓷板画及动漫、军事装备展、赛事等，把“保卫延安”“晋陕联防”“吕梁英雄传”“晋绥木刻”“七月剧社”“晋绥军工”“晋绥民兵”“晋绥日报”等晋绥革命文化，以文化作品和文创衍生品的形式，走进街头巷尾，送到百姓身边，向群众传达革命精神与意志，把晋绥革命先辈的气质铸入时代精魂。努力通过红色文化的熏染，涵养革命老区的文化品格，垫实新吕梁更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要让普通民众从晋绥红色故事中深悉中国革命的“制胜密码”，汲取前行力量，激发爱党爱国情怀，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念，自觉履行职责义务，立足自身岗位工作，刻苦磨练、实干担当。

融合休闲体验。文化传播有声有色有形有情，才能贴近观众，走入受众的心。要做到有血有肉有细节、见人见物见精神，必须加强互动、强化体验，重视活动、服务等软性内容的重要作用，使观众能够真正走近红色文化遗产、了解故事、获得感悟。晋绥红色文化的传播，从“纪念性”到“叙事性”，从“灌输”到“体验”，充分利用5G+AR、VR，大数据，云平台，AI、直播、线上讲堂等新技术和新手段，形成线上线下全方位系统化的传播格局，进一步加强传播效果。将晋绥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在搬上荧屏、登上舞台的同时，与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将晋绥红色文化“活化”融合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休闲旅游的新体验，使晋绥红色文化的传承体现地域特性，为吕梁发展旅游产业注入新活力。文化的传播，润物细无声，才能走得更远更持久。

2、挖掘晋绥红色文化中的制度文化精髓，研究核心要义。

邓小平同志讲过一句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晋绥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与其独特的制度文化密不可分，这是晋绥红色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晋绥根据地政权建立、巩固、发展、壮大的基本保障。深耕挖潜晋绥红色文化的制度文化，是对这段历史的深刻解读与血脉传承。挖掘晋绥红色制度文化的内涵，应涵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多个层面。

制度服务对象。晋绥边区的制度文化集中体现在各级地方组织的决议和相关法令中。 1940年2月，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在第一次行政会议上“确定救济灾荒难民，累进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囤积公加等办法”。不久，就制定了《山西省第二游击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1940年9月，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陆续制定了《晋西北减租减息暂行条例》《晋西北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晋西北征收抗日救国公粮条例》等33种政策法令。针对土地大量荒芜的实际情况，行署于1941年3月颁布的奖励垦荒办法中就规定，农民垦种之生荒“开荒后免征公粮3年，免征地租5年，5年后由当地政府评议向地主交纳公平之地租”；据1941年3月19日的《抗战日报》报道：行署主任续范亭在行署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生产建设是今天抗日根据地自力更生的中心问题。我们不单注意公营生产，同时更应加紧发展民众生产，并切实予以扶植与保障”。根据这一政策，晋西北行署在《晋西北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晋西北工厂劳动暂行条例》《晋西北矿厂劳动暂行条例》“兴办水利”“开荒”等条例上明文规定，予以法律保障，在财力物力上，组织领导上予以积极帮助指导。对于民间的工矿业和手工业，晋绥的商业贸易部门则设法解决其原料和产品销售上的各种困难，并提供技术上的指导；1941年8月正式颁布的《晋西北修正垦荒条例》中规定生荒被开垦后“对此项荒地开垦人有永佃权，在未取得开垦人同意之前，地主不得随意夺田(即许退不许夺)，熟荒在5年以内，地主在未得到开垦人同意之前，不得随意夺田。”为了恢复和发展商业贸易，晋西北行署在当月通过的《晋西北管理对外贸易办法》中明确规定各级贸易局的四大任务：“一、管理对外贸易；二、扶植合作社，发展商业，繁荣市场；三、运销土产，供给原料，刺激土货生产；四、平衡物价，稳定金融。”绥察公署为了从政策上鼓励农业生产的发展，于1941年9月发出了《关于颁发开荒条例的训令》，对生荒的开垦和新荒的租期，以及征收公粮的减免办法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帮助农民，保证农业生产所必须的人力畜力，1941年11月1日，行署公布了《抗战勤务动员条例》，对抗战勤务作了具体规定。1942年10月24日至11月11日的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上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保障人权条例》《减租交租条例》《晋西北行政公署组织条例》《扩大民兵，加强地方武装以增强对敌斗争》《晋西北临参会组织条例》《晋西北行政公署组织大纲》《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条例》《县、区、村各级组织条例》等文件。

上述举例所述这些条例法规法令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刑罚、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晋绥政权是代表广大工农兵劳苦大众的政权，这些政策法令制度是以广大劳苦大众为服务对象的，是晋绥抗日政权工作建树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这些政策法令的颁布，使晋绥各级政权和人民群众有了建设根据地的准绳，形成了集中统一、正规化的政权领导和抗日民主的新秩序，这就奠定了巩固与发展边区，坚持敌后长期抗战的政治基础。

制度实施结果。晋绥根据地初创时期实行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改善民众生活”等法令和政策的宣传执行，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调剂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减轻或削弱了封建地主对广大贫苦农民的剥削，并且在某些方面对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因此，它更好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了各阶层群众的抗战热情。他们积极报名参加游击队、自卫队，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为抗日武装部队运送粮袜弹药、抬担架、救伤员，踊跃支前，在物质上给予抗日武装部队以很大的支援，据1939年春岢岚、河曲、保德、兴县、临县、岚县、离石、方山及八分区、五分区一部分山地的不完全统计，仅这些地区的妇女就募捐了粮食70石，白面7526斤，鸡11963只，猪724头，羊1076只，鞋58799双，袜20650双，背心4334件，肥皂1170块，枣15410斤，山药蛋10120斤，款180元，纸烟21条，全部慰问了前方抗日部队。

1941年5月晋西北行署第二次行政会议后的教育科长会议上，正式颁布了《晋西北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中学法小学法师范规程》，使根据地教育政策走上正规的道路，使学校教育在数量上有飞跃的进步。识字教育普遍开展起来，廿四县系统统计高小三十四所，初小2012所、小学教员2325人、小学学生达87980人，女生占三分之一。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学生是879人。先后训练过干部1031人。冬学一九四一年十四县统计1667所，印发三万册识字课本，不脱生产剧团有83个。十八县统计争取敌伪小学教员29人，知识分子86人，新民小学27所。

这些制度的实施基本体现在抗日新政权诞生后，1940年是晋绥根据地大发展的一年，1941年10月5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召开了第三次行政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关于政权正规化和组织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两项建议，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正规化制度，创造完整的政权体系和实行抗日民主政治。这些制度的实施，解放和促进了晋绥边区的生产力，保障和巩固了晋绥边区的新生政权，晋绥边区的红色制度文化自然也就逐步形成，基层政权开始发挥出愈发明显的作用。

3、传承晋绥红色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实质，坚定理想信念。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晋绥红色文化背后的核心价值和精神主体是“吕梁精神”。这是吕梁的历史文脉，也是建设新吕梁，发展新吕梁的不竭动力。传承和发扬“吕梁精神”就是要讲好红色故事，增强文化认同，提高政治共识，让吕梁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勇于传承，讲好“红色故事”，弘扬“吕梁精神”。

吕梁是红军东征主战场、八路军120师抗日主战场、保卫延安党中央的前哨阵地和有力屏障，有着无数红色故事，蕴含宝贵的精神内涵。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绥革命根据地，早在1925年就建起了党的组织——中共汾阳特别支部。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土地革命，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们党带领晋绥人民进行了24年的革命斗争，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一连串可歌可泣的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

这些红色故事体现在晋绥根据地党组织和军队建设之中。革命先驱贺昌、张叔平和高君宇三位就来自晋绥地区；1925年就建起了党在吕梁山上的第一个组织——中共汾阳特别支部；红军东征时期，1936年2月，山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在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成立；1937年9月，120师来到晋西北，在党领导下，开始在晋西北十几个县，组建了基层党组织，根据地建设就在晋绥地区全面展开；抗战初期，晋绥边区成功开展实践了我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边区军民高举抗日大旗，凝聚一切力量，八路军120师携手山西新军、暂一师、工卫旅、阎锡山的晋绥军及其他抗日部队精诚合作，共赴国难，对日作战，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为华北地区开展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保卫延安的坚固屏障；解放战争时期，晋陕联防保卫党中央，数十万吕梁儿女奔赴在支援大西北的黄河两岸，有力支援了西北战场，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地区的重点进攻，解放战争由此转向战略反攻。

这些红色故事涌现在晋绥地区忠勇的英雄群体之中。五四运动之后，山西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在高君宇、贺昌、张叔平等共产主义启蒙运动先驱领导下，成立中共太原支部，并秘密回到吕梁地区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的英雄群体；为了人民军队建设，贺龙、关向应领导的八路军120师，贺龙、习仲勋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西北人民野战军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与晋绥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形成了英勇杀敌的英雄群体；以吕梁地区为核心的晋绥边区后方群众、民兵出钱出力出兵，形成了顾全大局、踊跃支前的英雄群体；从抗战开始至建国，仅在吕梁地区，养兵超过十万，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就达1.5万余名，还有许许多多的无名英烈至今散葬在吕梁各地的山梁沟峁中；解放战争时期，晋绥作为延安党中央的战略大后方、西北战场的后勤保障基地，更是从人力、物力、财力、兵员、干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沿黄河两岸的晋陕村落，至今留下了许多军民团结对敌斗争的故事。

这一连串的红色故事，孕育和承载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也凝聚成了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勇于创新、自强不息，永远跟党走的吕梁精神，引领着无数吕梁儿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信念永恒，才能继往开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战争年代，晋绥地区靠着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英雄模范，激起了军民的革命斗志，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节节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吕梁山区依然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中巩固和升华着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激励着人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

2017年6月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期间，从北京到吕梁一下飞机,就驱车两个小时来到兴县蔡家崖村，向晋绥边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瞻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参观晋绥边区政府、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考察期间，在接见老革命老同志时，他讲到,“来到这里深受感动、深受教育。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吕梁的革命先辈们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为祖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正是在“吕梁精神”的指引下，一代代吕梁儿女发挥出吃苦耐劳、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在抗击外敌，争取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不畏强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团结一致、实事求是、自强不息，最终取得了吕梁今天的发展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截至2020年2月底，吕梁最后两个国家级贫困县兴县、石楼宣告脱贫摘帽，这一历史性功绩更是吕梁人民在“吕梁精神”的光辉旗帜下，共同努力取得的巨大成果。

勇于担当，助力思政教育，增强文化认同。

近年来，从晋绥革命遗址的修缮到文化的普及，从旅游品牌的塑造到红色基因的传承，吕梁的“红色文化名片”越来越靓丽，越来越响亮。讲好吕梁“红色故事”，让红色故事进入思政课堂主渠道，站稳文化育人主阵地，既是红色文化的内在诉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使然。红色革命史和党史宣讲教育应发挥主体作用，从巩固政治共识与文化共识入手，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共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新时代赋予吕梁老区人民的一种政治担当和历史责任。

将晋绥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晋绥红色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载体，其独特的政治价值导向和强大的精神感染力，能让学生了解英雄事迹、感受先烈精神品质。“塑心”“培根”“铸魂”“育人”是思政教育的初心，青少年之于国家如同小苗之于大地，从红色故事中努力汲取红色养料，茁壮成长，血脉传承，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度学习与体会。

将晋绥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担当。时值今年，建党一百周年，正是开展党史教育的极好时机，我们需要充分挖掘晋绥红色文化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积极作用，促使晋绥红色文化更加焕发勃勃生机，凝聚起创新引领、绿色崛起、担当实干、兴吕富民的强大精神力量，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实现两个百年梦想！

三、走进新时代不忘来时路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建国至今已72年，晋绥革命先烈们的牺牲和奉献成就了我们今日的辉煌，他们的一腔热血染红了脚下这片土地，鲜红之下生机蓬勃而出。丰厚瑰丽的晋绥红色文化滋育了我们的民族历史，闪耀着万丈光芒，在新时代的号召下熠熠生辉。晋绥红色文化经久不衰和不断发展壮大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更是一种力量。深入发掘晋绥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功能，是我们这代人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的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吾辈之人当以情怀入梦，捧家国在心，让晋绥红色文化血脉传承！用先辈精神，为今日之吕梁，为社会文明进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